孙迪，男，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教员，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在校中被红卫兵学生打死。孙迪被打死时36岁。 , 孙迪是女子中学的教员。
笔者调查了北京的7所女子中学，发现在１９６６年夏天，7所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２名教员和３名校长，另有至少有３名教员和一名工友在被毒打后自杀身亡。这些女红卫兵还打死了一批校外居民。
北京第十女子中学位于北京西城区，新街口大街和西直门内大街的交会处。1949年以前是一所基督教教会办的女子中学。1949年以后取消教会学校，改名为第十女子中学。文革中取消了女子中学，这个学校改为男女合校，改名为北京157中学。
1966 年8月，第十女子中学像北京的其他中学一样，建立了红卫兵，对校长、教师实行暴力性“斗争”。第十女子中学的女校长名叫陶浩，被打得非常厉害。在“斗争会”上，陶校长的头发剃去半边，就是当时所称的“阴阳头”。陶浩被毒打。她的几个手指被打断，有一只手完全残废了。
红卫兵不但毒打校长，也“斗争”和毒打一般老师。目击者说，在第十女子中学的操场上，红卫兵包围了孙迪，用棒子和军用铜头皮带打他。当时正是盛夏，天气炎热。孙迪身上的衣服都被打烂打飞了。目击者看到铜头皮带打在孙迪几乎全赤裸的身体上，立刻呈现出一条一条的血印子。她说，她当时感到非常害怕，但是打人的红卫兵却看起来非常兴奋。
当天晚上，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孙迪被关在学校里。学校教学楼对面有一排平房。那里的几个小房间，当时被红卫兵专门用来关押和殴打折磨所谓“牛鬼蛇神”。该校的一名非红卫兵学生说，走过那里，就闻到浓重的血腥气味，很是可怕。
不知道那天夜里孙迪是否继续被打。那天夜里孙迪死在关他的小屋里。目击者说，在第二天上午看到孙迪的尸体被放在一个独轮车里推出来，推到校门外，被装上了一辆收尸体的大卡车，运往火葬场去了。被访者中没有人记得孙迪被打死的确切日期。这是容易理解的。死亡发生在多年以前，而且，最主要的是，在当时的文革思想卷裹之下，很多人并没有把一个老师被打死当作一个重要的事件来记住。
笔者曾经写信给北京第157中学的校长，请求查阅学校的档案资料以发现孙迪的死亡日期。因为人死以后，要注销户口停发工资，所以学校会有记录。我也曾经得到别的学校的老师的帮助，从学校的档案记录中查到别的死难者的死亡日期。这是一件应该很容易而实际上也可能很困难的事情，取决于能查看学校档案记录的人是否愿意帮忙。在孙迪的案例中发生的是，我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也就是说，被拒绝了，虽然甚至没有人说一声“不行”。
被访者说，孙迪被打死的时间，是在红卫兵抄家打人掀起高潮的那几天。在北京，红卫兵打人高潮发生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这样推算，孙迪是在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的，那是文革中最为血腥的时期之一。
孙迪是教师，在文革一开始，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就被毛泽东定义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成为文革的重点打击对象。另外，孙迪的“家庭出身”是“地主”。从这样的家庭出身的人，当时被红卫兵称为“狗崽子”或者“浑蛋”，当时被视为理应受到侮辱欺负的人。
据当时该校的学生说，红卫兵毒打孙迪的时候，还说他是“流氓”。至于他究竟犯有什么“流氓行为”，并没有人提供过具体的罪证。文革前中学对男女关系方面的事情控制很严，如果孙迪有这方面的过错，应该早已经受到处分并被清除出教师队伍。但是在１９６６年８月的恐怖气氛中，不但用残酷的手段折磨和处罚文革的对象，而且各种指控也常常相当随意。在打人的狂潮中，某几个红卫兵杀人性起，就可以用“流氓”的罪名把一个教员打死。
当时第十女子中学里有著名的“十三红”，是十三个红卫兵，以暴力和凶狠出名。她们的名字里都有个“红”字，其中有“继红”“卫红”“红虎”等等。她们都是共产党老干部的女儿，当时称作“革命干部子弟”。这是１９６６年夏天最为神气的一类人。这13个人不但把名字改成有“红”在其中以表明“革命性”，而且把头发剪得很短，腰里系着军用铜头皮带。这皮带既是军人服装的一部分，解下来就是很具杀伤力的打人凶器。 :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对给他献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宋彬彬说了“要武嘛”，随后宋彬彬就把她的名字改为“宋要武”。红卫兵中也随此掀起过一阵改名风，改成一些有强烈文革色彩的名字。这十三个红卫兵不但把名字都改成带有“红”字，而且积极参加暴力行动。围绕孙迪毒打他致死的，就有这“十三红”。
当时在红卫兵中，有一些像“十三红”这样的以暴力出名的帮伙。在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现在的北京朝阳区陈经纶中学），有一群女红卫兵当时给自己剃了光头，打人十分凶恶，被称作“光头党”，在京城里闻名一时。第四女子中学的生物老师齐惠芹在校中被活活打死。在北京第27中学，有四个初中的女红卫兵，“革命干部子弟”，因打人凶狠被称为“四阎王”。她们在学校里打死了初二的一个女同学。死者的姓名尚未查处。另一个应该注意到的事实是，“四阎王”这样的外号，在当时并不是当作贬义的说法所使用的。凶狠和残忍，当时被视作“革命性强”的表现，被视作荣耀。
北京第十女子中学地处北京西城区。这个中学不是一个 “革命干部子弟”很多的中学。比如，在初中三年级有八个班，“革命干部子弟”单独编班，只是八个班中的一个，也就是说，只有不到百分之十五的“革命干部子弟”。在文革前，干部子弟在学校受到优待，但是对他们在学习上和别的学生采用一样的标准，教师们在理论上也认为要平等对待所有的学生。文革开始后，“革命干部子弟”的地位变了。他们公然控诉学校领导给他们的特权不够，他们自称“自来红”，把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骂做“狗崽子”。这些“革命干部子弟”是１９６６年８月暴力迫害的主导力量。
实际上，不但在女十中，在北京的其他中学，在１９６６年红卫兵运动开始的时候，红卫兵的负责人都是由该校的高干子弟担任的。这种新权力结构表明了红卫兵运动在那一时期的性质。这些人也因此对这一时期的暴行负有责任。但是，在文革的下一个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的身任高位的父亲也受到迫害。有的人被从原来的大住宅里赶出来，全家挤在又小又破的房子里。他们曾经使用于教育工作者身上的残酷迫害手段，有的也被使用到他们自己的身上。最后他们也变得痛恨文革。但是对他们自己在文革早期所作的暴行却很少反省。没有听到有参与打死孙迪老师的红卫兵做过悔罪或者自我检讨。
当年该校的一名“革命干部子弟”学生说，“革命干部子弟”红卫兵在1966年的暴力行为，不但是文革影响的结果，也和他们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有一定关系。因为“革命干部”们一贯不讲究亲情而强调“革命”和“斗争”，他们的孩子们因此往往缺乏基本的人性教育而可能变得非常残忍。这是一个相当认真的反省。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红卫兵暴力的事实一直被隐瞒或者忽略，所以关于为什么中学生会成为暴力迫害的兴高采烈的执行者，还没有得到深入的探讨。
在１９６６年夏天，红卫兵中间的骨干分子，可以当“红卫兵纠察队”成员。 “红卫兵纠察队” 中最早成立也最有影响的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西纠”在红卫兵暴行中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女十中红卫兵是“西城区纠察队”的发起者之一。这个学校初三年级有四个红卫兵当上了“西城区纠察队”的成员。其中之一曾经告诉她的同班同学说：她打人打得她自己“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文革之后，有人问这个打人太多以致“胳膊都抬不起来了”的“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队员，她怎么能打人凶到这个程度。她回答了三条原因。第一，一开始也怕，后来认识到这是革命，需要有革命勇气，就努力打。第二，“西纠”别的人都打得很凶，如果自己要在其中待下去，就得一样打。第三，打人打上瘾了。
打孙迪是大白天在操场当着很多人的面打的。从这样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知道当时红卫兵把这样野蛮残忍的行为当作“革命行动”，他们根本不以为需要隐瞒。行凶打人者是在後来才开始隐瞒这些事情的。
一位当时的学生说，虽然她没有上过孙迪的课，但是在文革前见过他。在印象里，是一个圆脸，中等身材，白面书生模样的人。
,
女十中是女校。学生都是女生。那里的红卫兵也都是女的。一群十多岁的女红卫兵，把一个36岁的男老师，在操场上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活活打死，这是怎样的野蛮下流和残忍！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如果是男学生打死了老师就不是野蛮和下流。只是由于在我们的文明中，女性通常被教育得比较温和，所以，女中学生打死男老师，更加显出了文革的野蛮程度对文明的背离程度。
即使在文革结束后，多少年来一直还有一些红卫兵标榜他们当年的“理想主义”，却从来不提这样的暴行。掩盖这样丑恶的暴行，把这样的红卫兵的暴力行为称之为“理想主义”，世界上还有更大更明显的谎言吗？还有人把文革时代称之为“激情岁月”。杀人的狂热是否可以称之为“激情”呢？这是犯罪。
孙迪被害，在当时不是孤立事件，也不是偶发事故，不是例外事件，甚至也算不上极端事例。孙迪的死，只是１９６６年北京红卫兵的大量暴行中的一个事例。当时北京的街上常看到收尸体的卡车。女十中在大街边上。一名当时女十中的学生说，西城区开始大规模抄家打人的第一天，傍晚的时候，她在学校门口看到一辆大卡车驰过，卡车上结结实实堆满了尸体，可能有五六十具。後来，她又看到这样的两辆卡车，装的都是红卫兵在“破四旧”中被打死的北京居民。就在学校门口，她一个人总共看到了大约150具尸体。
不久以后，这个学生自己的母亲，一个医生，也在被“斗争”和关押后，跳楼自杀了。她得知母亲的死讯，悲痛加上愤怒，满头黑发竟然全部脱落，一根都没有剩下，此后几十年也没有再生长出来。
１９６８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另一个迫害高潮。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有一名教员自杀。他姓夏，是高中的语文老师。当年的学生已经想不起来他的名字，只记得他姓夏，个子很高，有一米八零的身高，是个老教师，文革前他上课很受学生欢迎。
在文革的前三年，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有两名教员被害死。一个被活活打死，一个自杀。该校的教师不到１００人。而且，我们还未能了解哪些人被打伤打残，更不要说人们遭受的心理上的重大创伤。
当年女十中的学生说，他们曾经听说孙迪有妻子和一个孩子，但是不知道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 这些女红卫兵，你们当时不抡起铜头皮带打人的话，你们会活不下去吗? 一定不会。你们的生活不会又什么改变。可是我清楚，你们还是会抡起铜头皮带打人。并不是文革迫使你们这样做，而是你们的内心就是又这些邪恶的东西，文革让这些邪恶得以释放而已。
"当年的小丫头们有没有良知，能否自己批判一下自己？"当然不会。不要说让她们在其他人类面前批评自己，我相信即使到现在，即使在她们的内心，她们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忏悔人应该宽容，但是面对这样的人，我会时刻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变成他们这样的人类。同时，在可以远离他们的时候，要尽量远离他们。要小心他们，小心他们再次抡起铜头皮带打人8月24日快到了，这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投湖自尽的忌日，距今已经过去37年了。许多年青人不了解真相，甚至有人说：“老舍太想不开了”。为了使人了解这段历史，我特写此文，并以此来纪念我们敬爱的老舍先生！P
1966年的“红八月”，是红卫兵运动最猖獗的时候。8月23日下午，从北京女八中来了两卡车的女红卫兵，把北京国子监（孔庙）围得满满当当。这些16岁左右的女娃娃，身着绿军装，腰糸宽皮带，个个象凶神恶煞。她们把破四旧抄来的戏剧道具、戏箱、戏衣，堆积在国子监的大院中，放火焚烧。把揪出来的北京市文化局长赵鼎新，著名作家老舍、肖军、骆宾基、端木蕻良、杨沫，著名昆剧演员白芸生及著名的京剧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幸亏梅兰芳．程砚秋早死了，尚小云远在山西，否则也在劫难逃）等30多人，挂上黑牌子，跪在火堆周围用火烤，往他们头上倒上墨汁，然后用铜头皮带劈头盖脸地狠命抽打。
肖军会武术，在旧社会号称“短刀一把，双拳分厢，左来左挡，右来右捅”，曾把国民党汉奸打得落花流水。现在大难临头，浑身武艺也施展不开，被这些16岁的头上扎两把小刷子的女红卫兵几下子就打趴在地，几次站起来，几次又被打趴下。问他服不服？肖军仍坚决地说：“服打不服罪！”67岁的老舍被这些16岁的女红卫兵狠命地抽打，不一会儿就被打得头破血流。X老师（我的朋友，现年80岁，仍健在）一再劝阻，说这样会把人打死的。这些女红卫兵柳眉倒竖，杏眼园睁，说：“打死活该！”晚上，老舍等人又被带到市文联大院内，有个女作家落井下石地向女红卫兵揭发说：“老舍在国外拿美金。”老舍说：“那是解放前，**稿费过日子。”女红卫兵们听了大怒，说：“在国外拿美金，不是里通外国，也是历史反革命。”她们不由分说，拿起一块写有“反革命”的大牌子，用牌子上吊着的细铁丝往老人的头上套。牌子太大，铁丝勒在耳朵上。老舍使劲挣扎，用双手往上托，连手带牌子碰着了面前女红卫兵的脸。“老舍打红卫兵，他是反革命！”随着这个女孩的一声尖叫，一群女红卫兵围了上来，皮带如雨点般抽打这位67岁的老人。老舍被打得缩成一团，蹲在地上。
第二天，8月24日深夜，老舍跳太平湖自尽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八．二三事件”！
现在的人不了解当时的残酷，说老舍不自尽可能会给出路。其实不然。我所见的批斗对象，都是被往死里整。我的的邻居 ―― 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被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他们临走时，又把老太太浑身抹上盐面，关在屋子里，外面贴上封条。老太太从窗户伸出手，让人们给碗水喝，谁也不敢给。老太太每天喝自己撒的尿，一连七天也没人给揭封。老太太彻底绝望了，解下腰带，上吊自尽。
老舍先生去世已经37年了。那些当年的女红卫兵也是53岁左右的中年妇女。我想看看这些当年的小丫头们有没有良知，能否自己批判一下自己？可惜，等到今天，一个也没有。
巴金老人呼吁建一座“文革纪念馆”，一直没有结果。而我们这代经历过“文革”的老人，都有许多“文革”时的故事，有的还是亲身经历。如我的同事，至今还保留着一大包伤痂（即自己被打伤后，结的疤）。我们单位还有一位老师父，在班上被红卫兵活活地打死了……随着时过境迁，人们都不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了。我多么希望“文革博物馆”早日建成啊！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
文革时期女红卫兵故事-3
无名氏，女，15岁，北京第27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1966年8月被该校红卫兵打死。
北京第27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离王府井百货大楼和东安市场很近。1949年以前名叫“孔德中学”。孔德是法国哲学家的名字。这个中学原来是中法大学的附中。所以用法国人的名字命名。
这个女学生是在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的。是在8月18日以后的一天，离8月18日不会隔多久。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这个日子那时的中学生都记得。第27中的学生说，在8月18日以前，校园里还没有大规模的暴力行为，虽然也“斗争”老师和“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第27中，打人的风潮是在红卫兵去天安门广场见到毛泽东以后兴起的。
这个女学生是第27中学校园里一个被打死的人。当时，第27中的红卫兵不但打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还把学校附近的居民拉进来，说是“逃亡地主”“富农份子”等等，在校园里打。打死了，用草席卷一卷就拉走了。别的学校也在这样打人。满城都一样。人们看得多了，不再觉得触目惊心，也不记得第27中校园里打死了多少人。但是第一个被打死在校园里的人，而且是本校的学生，当年的学生记得这件事。
第27中学当年的学生说，记得被打死的学生是一个挺老实的女生，不是出风头的人。据说是“家庭出身不好”，当时到处贴着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些出身在所谓“坏家庭”的学生，随时可能被他们的当了红卫兵的同学侮辱和殴打，全凭那些红卫兵高兴不高兴那样作。
也有人听说，这个女学生被打死，是因为在什么地方席地而坐开会的时候（那时候常常开会），她把那时人人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本，坐在屁股底下。红卫兵指此为大罪，就把她打死。
!
一位目击者说，那天上午，他听到在初二的一间教室里正在打人。教室里传出红卫兵大声的叱骂和被打者的惨叫。是一间平房教室，是初二的教室。当时这个学校男女分班。那是一个女生班的教室。他在窗外，看到这个女学生的衣服已经被打得破破烂烂的了。
打了一阵，这个女学生被拉到院子里。红卫兵罚她在院子里扫地。在院子里，她扫地的时候，继续被打。这时大约是吃午饭的时候。 后来，这个女学生被打昏过去，倒在地上，失去知觉。红卫兵说她是“装死”。说要试试她是否真死。他们把一块玻璃砸碎，拿起碎玻璃往她的眼睛里揉。眼睛流出血来。她醒过来。
她满脸浑身都是血。红卫兵用盆端来水浇她。他们先浇了脚，又浇头。血水流了一地。她是在傍晚时死亡的。她死于长时间的殴打和折磨。
当时第27中的红卫兵中，四个女红卫兵，被叫作“四阎王”。因为她们打人特别凶恶残忍，所以得到这样的外号。她们都是所谓“革命干部子弟”。这样的家庭出身的学生，是当时北京红卫兵的主力。他们打人甚至打死人，没有任何顾忌，因为他们得到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热情支持。“四阎王”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当时14岁。这个女学生也不是唯一的“四阎王”在1966年夏天打死的人。
据曾经和“四阎王”在小学里同学的人说，记得她们在小学里好象还是有点害羞的小女孩，怎么进了中学一年，文革开始，她们就变成了虐待狂和杀人狂。是她们本性中就有这样的种子，还是红卫兵运动把她们改变成这样？
从早上打到傍晚，很多人来打这个女学生，打得时间最长也打得最凶的，是“四阎王”。她们用铜头军用皮带抽她。
在打她的过程中，红卫兵的铜头皮带都打碎了一个。有人听到打人的红卫兵在喊，要叫她家的人赔皮带。
傍晚时分，她被打死了。她的尸体被用草席子卷起来，拉走烧掉了。她是初二的学生，她的年龄应为15岁左右。 l
第二天上午，学生到学校来，看到院子里乱七八糟。红卫兵端水来冲掉她身上的鲜血的脸盆仍然丢在地上。地上飞着一些破纸片，纸片上都有血迹。地上还有一片片的碎玻璃，是昨天用来揉进她的眼睛试其死活的。
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第27中学，还有一个女老师，是个班主任，被毒打，被关起来。她用自己的眼镜片割开动脉血管自杀。
有被访者在2000年见到“四阎王”中的人。没有听到她们讲她们曾经打死过人，也没有听到她们为此忏悔。那些被她们打死的人，特别是和她们年龄相仿的初二的那个女学生，是应该和她们一样活到今天的，是应该有她的生活和理想的。可是她在34年前就被打死了。一位德国人说过：“柏林墙在外人眼里是冷战、是分割，但在我们眼里是千百万普通德国人的生离死别”。而10年文///革在我们中国人心中应该是千百万人的家破人亡。与如此巨大的苦难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文革在我们眼里不过是场运动而已。
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没有宽恕，就只有仇恨，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还要发生。
本来红卫兵还不那么残忍，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并让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以后，红卫兵们就成刽子手了。俺的体会是女红卫特别残忍。
a- d, E: x4 Z0 P" p" d俺学校有个教历史的历杏仙（女）老师，东北人，教学特别好。记得有天晚上影院上演《波罗尼亚快车》，历老师就接合那段历史讲了那部电影，并允许我们晚上不上晚自习去看那电影。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深。因为她教历史，文化革命就倒了大霉，说她宣扬赞美帝、修、反，一个黑黑的很像男生的女生就给她剃了个“阴阳头”（一半光一半毛，有点儿像清朝人，但要阴阳面要转90度），当时她自己也剃了革命造反大光头。这假小子打历老师打得最狠，还把小炮插在历老师耳朵里放，说是要让她“听听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后来历老师就上吊自杀了。醉眼看世界，酒话莫当真！
忏悔这个话题，成了当前思想文化争论的热点之一，它是“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留给许多人、留给我们全民族的一笔精神债务。追本溯源，这个话题至迟在八十年代初即已出现，２０多年来一直时隐时显地摆在众多“文革”的积极参与者面前。这一次，大家把目光集中在一个文化名人身上，而实际上，一代人一直为忏悔这个问题追逼。不论是出于内在的良知，还是迫于外在的舆论压力，人们感到必须表白：我要忏悔；或者，我不忏悔，我有理由不忏悔。
真诚忏悔的声音不是没有，但很稀疏，犹如空谷足音。不忏悔的声音形成主流，而且显得理直气壮（比如作家张抗抗为自己的中篇小说集取了个名字《永不忏悔》）。人们怎么看待忏悔，人们为什么不忏悔？下面，我借助于解读５种以忏悔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来进行描述、分析与评论。这些自传、半自传性的，以及根据亲身经历而创作的作品，真切地反映了作者本人及一代“文革”积极分子的心声，他们的立场和态度又对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健全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应该是：要敢于面对不公道的世界，甚至是强权的和背谬的世界。不应该祈求别人忏悔，期盼别人公正，要有勇气为世界的更公正而努力斗争。要用这个标准要求自己：每做一件事都要考虑，如果所有的人都这么做，世界将变得更好还是更坏？
作者以不肯定的口气说，红卫兵一代人对自己的性压制，与他们的革命热情相关。原来，作者的逻辑是：我们纯粹，有革命热情，所以我们不忏悔。但作者在分析当时的禁欲主义时又说：“最激进的革命理论和最封建的性观念，像两股绳子拧在一起，拧成红卫兵头脑中的一根‘弦’。”这么说，这里的纯洁，是封建的代名词，它构成了作者的自豪和永不忏悔的理由！
本人曾是北京女十中学生，对此文不准确之处作几点补充：
第一，所谓“十三红”的成员主要为68届高中（老高一）的高干子弟，“红虎”姓韩，据说其父是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
第二，66届初中（老初三）只有6个班，其中三2班干部子弟集中。可参阅李南央所著《我有一个这样的母亲》，李南央美丽、聪慧，却因其父是李锐而在班里受到那些高干子弟的排挤和打击。
第三，语文老师孙迪是文革前一年从北京37中调至女十中的，该老师文静、儒雅，在那个年代，穿着较为讲究。文革开始后，孙老师在女十中未遭冲击。但不久37中来了一群红卫兵将其抓走，罪名是“和女生耍流氓”，数日后才将孙老师送回，已是遍体鳞伤，气息奄奄了。1966年底，开始批判红卫兵运动时，孙老师夫人（据说是位评剧演员）在学校贴大字报为孙老师鸣冤。据孙老师夫人讲，孙老师在37中任教时，一个女生暗恋他。文革中，这个女生出身好，参加了红卫兵，怕暗恋老师的事情败露，就下毒手灭口了。
第四，夏老师（忘记名字）是个高高胖胖的和善老人，他是在1968年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自杀的。听说罪名是“国民党”，总把学校党支部称作“党部”。当时老三届早已风流云散了。.
“文革”正被某些人刻意掩盖起来，这段历史，绝对不能忘！
我是“文革”的全程参与者、我支持以上说法！“文革”不能忘！要弄清楚所有细节、警示后来人！
当时我在臭名昭著的“红旗”的诞生地北大附中，一个女红卫兵问我：你说男人禁得住打还是女人禁得住？我说不知道，她说：男人一般用皮带抽3个小时准死，但女人时间更长。
师大女附中的女生，把女校长按在地上打，按住双脚双手，有人说：不要让她翻身，打得时间长些。结果，稍有疏忽，女校长疼得打滚，翻过身来。被一个女生在肾部拍了两砖，很快死了。
这个女生现在五十多岁，儿女大了，已经有了第三代了。她每天担心报应到她孙子身上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