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发迹史：高干之女宋彬彬打死过多少中国人?
宋彬彬
1947— ）女，李长春之妻，宋任穷之女。
1966年6月2日在其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来到师大女附中，一进校就宣布对宋等人的热烈支持。工作组取代“靠边站”的原校领导掌管了学校。工作组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组长担任主任，作为学生党员的宋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署名排列第一）成为副主任。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学校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对象。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校长卞仲耘被划成“四类”，连续批斗拷打，直至被打死。
1966年8月18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向伟大领袖敬献了红卫兵袖章。据当时权威的官方媒体报道，领袖问：你叫什么名字？答曰：宋彬彬。领袖再问：是哪几个字呀？答：是文质彬彬的“彬彬”。领袖教导说：不好，要武嘛。于是改名“宋要武”（本人解释说是报社的记者越俎代庖强加给她的）。以新名字发表《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人民日报》1966年8月21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也更名为“要武中学”。“宋要武”这个名字变成红卫兵暴力的一个符号，刺激、引发全国都发生打人事件。[注]南下武汉也以宋要武名义发表声明。
后更名为宋岩（平）。曾在内蒙锡林郭勒插队，被推举为大队赤脚医生。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成为福州大学第一批工农兵学员。1980年代后移居美国。
受卡玛邀请，与骆小海一起受访参与拍摄了片长约2小时的文革启示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资助，2003年放映）。辩解说当初写大字报的动机仅止于教育改革，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超出了她的想象和承受能力。观众在纪录影片中只能听到她谈话的声音，见到遮黑了的身影。其缺乏自省的辩解态度，受到宋永毅、胡平、王友琴等人批评。
[注]有盛传说宋彬彬打人。千家驹《自撰年谱》载，“宋彬彬和人比赛，那一个红卫兵打死了六个人，她为了胜过那个人，就打死了八个人”。宋自辩说：“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但是到处都是我的谣言，就说给毛主席戴袖章的宋要武，怎么怎么样打人。我觉得特别地委屈，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同时我也觉得为了这个名字，使得那么多的人受到迫害，觉得非常地难过。我当初想的是批判文化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现在这个文化革命已经跟我当初参加的时候所想的距距离太远。”但王友琴报道显示，卞仲耘被打死的8月5日当天，作为校革委副主任的宋就在学校，从下午两点一直打到五、六点，“其间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对此胡平评论说，没有材料证明宋参与了殴打，但是也没有证据表明她对这场残忍血腥的殴打表示过反对；虽然她当时正处在最有资格也最有责任出面反对和制止的位置上。所以不能说她反对打人。
（参考资料：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曾慧燕《太阳为何不落山——“八九点钟的太阳”记录文革世代心路历程》；胡平《谈宋彬彬的反对打人之谜——看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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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资料：
‘文化大革命’中上自刘少奇、彭德怀下至普通干部、名人、知识分子、工农底层百姓，无数人死于非命。农村“四类份子”从老人到幼儿整村整乡的屠杀一个不留。集权者把一大批纯洁的中学生变成杀人小魔鬼，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宋彬彬，说她的名字‘文质彬彬’不好，一句 “要武嘛！” 挑起了全国性的红卫兵法西斯暴行，以杀人取乐。宋彬彬马上改名‘宋要武’，跟人比赛，见别人打死了6个人，宋彬彬马上动手打死了8个人。根本不管被打的人姓甚名谁，只要有人说一句这人是‘牛鬼蛇神’就够了，用皮带、棍棒铁器活生生一下一下打死，不是用子弹。专制者制造派性挑起全国性大规模武斗，甚至部分地区军队也介入，造成死伤无数。。。。整个文革就是一场法西斯浩劫，不但毁灭了多少无辜的生命，更毁灭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统，毁灭了人的良知，把人变成鬼。
单有优越感，还不致杀人放火。但是优越感中本有为虐的火种，一经点燃，便成了狂暴性，杀人放火便会成为小菜一碟。果然，契机真的到来了，点火人也到了。
这契机便是文化大革命，这点火人便是毛泽东。一九六六年的文革初期，本来有个“十六条”，其中还没提到红卫兵，并曾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到了66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问献花的女红卫兵的姓名，回答说：“我叫宋彬彬。”毛又问清是“文质彬彬”的“彬”後，说了一句：“要武吗！”这个红卫兵便改名为“宋要武”，随之而生的正是全国一片打砸抢之风，草菅人命之风！
红卫兵以“红五类”组成，而“红五类”之首乃为“干部子弟”，干部子弟之首又是军队高干子弟，这样一来，“十一”的红卫兵便自奉为“红卫兵之首”，而其它学校的红卫兵在集会中见到带有“北京十一学校”徽章的，便像伊索寓言中说到的青蛙遇见水牛一样，给予特殊的礼遇。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信条，在他们心中是坚如磐石的。有意思的是这对联的横批，开始是“基本如此”，後来干脆改成“绝对如此”了。思想的荒唐导致行动的狂暴，假如说，火烧英国大使馆的事件为周恩来压住未致扩大的话，那么杀人如麻则是毫不夸张的实情实景了。下面就是当时我同我所教的一个男生的谈话情况：
“老师！你当过兵，可曾打死过人？”
“没有。我当兵之後没仗可打了，才转业教你们的。”
“那可不如我，我昨天在教堂打死八个。”
他刚十五岁（我教的那个班都是十五、六岁），手里提着一条浑圆的皮鞭，已经被血渍浸成乌黑色。他说话时是那么悠闲自在，哪里像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接着他向我描述了这样的场面：王府井旁边有一座天主教堂，红卫兵先将十几个修女递解出境（当时“人民日报”曾作为红卫兵的壮举加以报导），後来便住在那里。教堂里储存有罐头食品，吃饭自然不成问题。每天先到警察派出所问：“谁是资产阶级？”然後根据提名把这些“资产阶级”带入教堂，一带便是一家人。一家进去，立即被红卫兵分光。三个红卫兵揪一个，先将人推倒，有人喊：“一、二三！”同时动手，皮鞭齐下，有专人拿着秒表计时，看各组打死人都用了多长时间，当然用的时间最少的是“冠军”。令我震惊的是：获“冠军”最多的竟然是宋彬彬等几个女生。
第二份资料：
宋彬彬是我平时喜欢的女孩子，她腼腆、娇小、作业认真、字体清秀，考试成绩也在班里数一数二。而现在，她居然能用皮鞭连续“作业”，数不清的“冠军”，连眼前这个男生也流露出“自愧弗如”的神情。人之变化，令人难料；毛泽东之“神力”，也确非虚传。十几岁的女孩子以杀人为愉悦，我至今不敢多想。更不知我一丝不苟地给他(她)们上课，换得这样结果，我的心血是不是该花费？
这只是大海之一滴而已。“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说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好得很！绝非糟得很！”接着又是来自中央的“除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打、砸、抢、杀的烈火燃遍全国。不能忘记这批干部子女，特别是像“十一”、“八一”这类学校的红卫兵，即军队高干子女，是功高盖世的！
第三份资料： 1967年夏秋之交，发源于北京并以暴力与屠杀为特征的『红色风暴』席卷全国．仅在8月下旬，北京就有数千『牛鬼蛇神』死于非命．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在毛泽东『要武，不要文质彬彬』的启迪下，更名要武并开始发狂，一人独欠五条以上人命。她深知罪孽深重，早早地亡命海外去了；在祟文门，一个地主婆竟被一壶壶开水(强制附近居民提供)活活烫熟而死；在东四，一个中学生被胁迫用哑铃砸碎奄奄待毙的资本家父亲的脑袋，本人也因此精神崩溃成为疯人。杀人魔王宋彬彬现定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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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戴上第一个“红卫兵”袖章
1966年8月18日，全中国亿万民众都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现场广播：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现场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两天后，8月20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讲述说：
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她突然想到“应该让毛主席也参加我们的红卫兵”，找到主持大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想献给毛主席一个红袖章。在过去集会上，经常有给毛主席戴红领巾的事情，所以工作人员也就很痛快地把她带到毛主席身边。
宋彬彬写道：“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回到家中，我心中一直不能平静，耳边总回响着毛主席的声音：‘要武嘛。’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看到了自己离毛主席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她怎么能想到：“宋要武”这个名字，后来变成了红卫兵暴力的一个符号！
●“红八月”从北京到全国刮起血雨腥风
师大女附中建于1917年，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中学之一，位于北京西城区，离天安门及中南海只有一两公里，“文革”前，该校是北京“重点中学”之一，很多中共高级干部的子女都到这所中学上学，1965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中，高官子女占了一半。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文革”前都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但正是宋彬彬这所母校，在北京乃至全国最早打死教师。
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对“文革”中学生殴打校长、老师致死案例进行过大量调查。她说：“我特别要提到1966年8月5日，在那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老师在那儿被打死。这是历史的一个血腥的标记。从那天开始，好像就是说，一个人可以被一群人就这样打死，没有关系。在革命的名义底下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卞仲耘老师当时在这所中学已经工作了17年，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用棍子打，往身上浇墨汁，挂黑牌，然后被体罚。甚至有人踩在她的身上，过两个多小时以后，她已经昏倒在宿舍楼的台阶门前。这个时候被放到一辆运不入流的东西的平板车上，医院就在学校对面，可是却没有人把她送医院……她就是死在现场的。当时的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还有姓汪的副教导主任，都被打成重伤。”
王友琴沉痛地问：怎么会突然一天之内，一帮非常斯文的、优秀的女校学生，天使就变成了恶魔，能把一个女校长给活活打死？
她将8月5日这件事，与8月18日毛泽东指示“要武”联系了起来。
师大女附中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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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 李长春之妻，宋任穷之女。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领导人，曾改名为宋要武，后更名为宋岩。
曾就读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师大实验中学），1966年7月31日，北京师大女附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成为红卫兵领导人和学校革委会负责人。8月5日，时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中共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的卞仲耘被宋彬彬为首的红卫兵殴打致死，副校长胡志涛受重伤，当晚宋彬彬等人在北京饭店向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卞仲耘死因。卞仲耘为北京市第一个死於文革批斗的教育工作者，民间普遍认为宋要武和她的死有直接联系。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姓名时，女学生回答：「我叫宋彬彬。」毛泽东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於是宋彬彬改名宋要武。
8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宋要武《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的文章：「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此举引发了全国性的改名风潮，凡有「文」字者皆一律改为「武」字。北师大女附中一度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千家驹《自撰年谱》载，「宋彬彬和人比赛，那一个红卫兵打死了六个人，她为了胜过那个人，就打死了八个人」。
1980年代移民美国，到美国波士顿读书，後来取得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化学博士。有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传世，她在片中表白：「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
2007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原为北师大女附中）在庆祝建校90周年时，将文革中的红卫兵代表宋彬彬评为90名「荣誉校友」之一。此事引起众多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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